如果一种理论不能作出这种预测，它还有什么用呢?但是从1893年到1907年经历了14年时间。这是因为20的的周期缩短了，还是因为10年的周期延长了呢?是否存在一个可靠的周期呢?我们发现在周期主义者预言的1903年或1913年根本没有任何可以导致危机的可能性，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的投机活动的程度还不足以促成一次危机。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除非投机活动的大厦已经足够高以至于在摇晃时发出刺耳的噪音，否则，崩溃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种理论有什么商业预测价值呢?我不认为它具有这种价值。这个理论必须作出许多让步和假设，以至于只具有一种记录事实的价值。我们看到，以周期性假设为基础得出的主要结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改变。那么它还有什么真正的价值吗?我绝不是怀疑论者，但是整个周期性理论的方法在我看来就像你在一个人玩牌时作弊一样荒唐可笑。我能够理解任何严肃的、独断的或不合理的游戏规则，可是我无法理解随着游戏的展开不断变化的规则。

　　

　　它们是相等的吗?

　　

　　一个伟大的命题认为“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真是这样吗?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几乎无法为这个假设找到真正的证据。持这种观点的人或许会反驳道：“既使它们不相等，也应该是相等。”而我仍不明白它们为什么应该相等。当然，作为一个相信人性完美的基督教徒，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不应该完全取消危机。我们很容易发现，危机之间的间隔至少在表面上是逐渐延长的。从1893年到1907年经历了14年时间，而1920年根本没发生恐慌。

　　

　　我们很难把1920年的变现浪潮视为一次典型的危机，除非我们强迫自己歪曲恐慌的构成条件。它不具备恐慌岁月的特征，也无法与1893年、1873年、1857年和1837年的破坏性后果相提并论。我要大胆地指出，如果在五年之内出现剧烈的萎缩和下跌，那将是对我们最好的结果，因为它将让我们了解到未来可能出现的一切麻烦。

　　

　　必要的商业病理学

　　

　　肯定有一种科学的商业病理学，或者称之为病态心理学更为恰当。我在前面说过，在研究商业中的致命问题及其所有的成因时，使用历史记录是根本不合适的c但是我们正在逐渐了解商业疾病的症状，或许我们在最近25年中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超过了自边太基人把提尔港的主权卖给罗马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发展着一种诊断商业病症的科学方法。在1893年还没有这种方法，因为当时并不存在今天这种记录下来的资料。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假设最精明的人每隔10年、20年或任何一段时期就会丧失理智地忘记过去的一切教训呢?关于恐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它能被预测出来，就根本不会发生。难道我们的工作目标不是积累知识和正确的分析，从而以足够的把握预测未来事件，除了不确定风险——“上帝和国王的敌人的行为”吗?

　　

　　联邦储备体系的保护性

　　

　　我可以在联邦储备银行体系中发现太多的政治因素，找到许多缺陷。然而在这个体系中出现1907年和1893年那种迫使全国求助于票据结算中心的状况是难以想像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智慧设计出一种完善的银行体系，而在他看来是完善的东西对别人则是根本不合适的。但是从旧的国民银行体系向联邦储备体系的转变却代表着美国商业活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进步。难道这个体系本身不是一个值得周期主义者考虑的全新的因素吗?

　　

　　我们一刻也不能认为这样就可以排除未来发生危机的可能性了。恰恰相反，它们是肯定要出现的。然而随着知识的增加，难道我们不能认为它们至少是可以部分地被预测出来并且其破坏作用可以迅速地得到控制吗?

　　

　　教育老师

　　

　　如果这些分析可以让聪明的人(既使他与华尔街没有利益关系)明白，他能在这里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得到知识的保护，那么我们的教育目标就基本上实现了。当然，笔者也一直希望能在教育他人的同时看看还有多少关于股市运动的问题以前从未被自己有效地归纳出来。我们在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时使用的是实用主义的方法——日复一日地和它生活在一起。根据道氏理论，股票市场的问题是极其简单的，只要教师不是个古怪的人、骗子或赌徒，他应该可以从一个非常有用的角度提出这些问题。哈佛大学出版了描述基本商业状况的图表和指数图，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而这项工作正是目前极为需要的。编撰者们并没有把自己禁锢在那些危险的假设条件上，也没有假设存在一条在困难时期和繁荣时期始终保持等速上升趋势的国民财富的“正常曲线”，这条曲线在战争的威胁刚一出现时就丧失了确定性，并且飞快地改变了它的前进路线。